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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格納家與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部門間的官司於2004年2月14日開始，由郡內的一位行政事務法官審理。韋格納夫婦以及前後任的CSAAC工作人員等共提出兩千六百頁的證詞。公立學校部門方面表示正如CSAAC在10月3日的信件中所提，韋格納家無法應付兩個繁鎖的ABA治療計劃，並表示他們在IEP會議中的立場並未受到CSAAC這封信所影響。對於這一點，法官抱持著保留的態度。根據法律規定，韋格納家必須被告知有這封信，並且有權利對於CSAAC的指控做出回應，不過，公立學校部門的學區安置作業顯然是完全根據這封信的內容在做決定。韋格納家則表示他們參與治療的時數絕對足夠，並且反駁CSAAC的其它指控。
由於CSAAC一直沒有依法院規定提供給丹尼爾所應接受的治療，韋格納於是向聯邦法院提出告訴。2002年四月，黛伯拉˙佳沙諾（Deborah K. Chasanow）法官宣判蒙哥馬利郡必須還給丹尼爾「維持原有狀況」的權利，並且不能透過CSAAC來執行，因為CSAAC顯然沒有瞭解他們對於丹尼爾所須負的責任，而決定改由LIFE來滿足丹尼爾「維持原有狀況」的需求。6月20日，丹尼爾開始進行LIFE的居家治療計劃，葛瑞絲則是在兩個月前就開始接受LIFE的治療。
丹尼爾的進步在LIFE的協助下要比在CSAAC時快得多，葛瑞絲也是如此。2002年的秋天，韋格納再次雇用了邦妮˙戴霍夫，這時她已經辭去了她離開CSAAC後的工作，因為她覺得還是比較喜歡ABA的治療工作。他們還請了一位在2001年間曾於CSAAC打工的諾愛爾˙賓漢（Noel Bingham），這時她剛從天主教大學畢業。
2002年九月，丹尼爾到波特麥克小學的附設幼稚園上課。但是上課時，副校長又打電話告訴雷吉娜說丹尼爾不能在該學校上課，他的學區仍是馬利維爾。韋格納的律師於是請求佳沙諾法官召開一場緊急的電話公聽會。會後，佳沙諾法官判決丹尼爾可以在波特麥克的小學上課。丹尼爾在9月17日回到波特麥克的幼稚園，妹妹葛瑞絲則是在小磨坊托兒所開始第二年的課程。諾愛爾和邦妮通常在早上為他們進行ABA的療程，下午則擔任他們的「貼身治療師」。
開始上學的前四天，丹尼爾需要諾愛爾或邦妮的不斷協助才會把書包放好、和老師凱特˙努南（Kit Noonan）打招呼、和其他同學接觸，還有和大家一起數今天有幾個人來上學，但是在一份學區行政單位於十月份時要求努南老師針對丹尼爾所做的一篇報告中，她仍以「適應良好」來描述丹尼爾的狀況。起初，丹尼爾每天都必須離開教室幾次，好讓自己從失控的狀況下回過神來，現在則是一個星期大概只有一次。丹尼爾無法完成較複雜的指令，但是努南老師會在其他學生都進入狀況後協助他。她告訴丹尼爾的父母說：「丹尼爾對我很有反應、很甜且善良，我很喜歡和他一起學習。況且，沒有丹尼爾的貼身治療師幫忙，我一個人是應付不了這18個學生的」。不過，她不被允許給丹尼爾一份標準的成績單。韋格納夫婦花了兩個半月的時間才從學區行政單位手上拿到努南老師給丹尼爾的成績單。
丹尼爾還學會了他所有同學的名字，會和他們一起玩「燙手山芋（hot potato，像是傳手帕）」的遊戲。如果有小朋友告訴他「坐在我旁邊」，他也願意這麼做。在這裡，他第一次被邀請去參加生日派對，地點是在一家叫「我的天呀！（Jeepers!）」的兒童遊樂場。丹尼爾玩了碰碰車和雲宵飛車，也和大家輪流用棍子打破裡面裝了糖果的紙糊玩偶，壽星的媽媽告訴他們丹尼爾玩得很開心。
11月2日，蒙哥馬利郡的行政事務法官針對九個月前韋格納提出要蒙哥馬利郡負擔LIFE治療計劃的費用主持了一場公聽會。律師凱利˙愛德華（Kerry Edwards）表示：「他們所提的要求並不特殊，不過是學校提供孩子一套系統，但是他的父母認為有另一套系統更適合他們的孩子」。「學區行政單位先前不也是認為丹尼爾所需要的教育並不是像馬利維爾小學的特殊教育班能提供的，所以在2000-2001學年，以及2001-2002學年批准了居家的ABA治療。但是當CSAAC在2001年11月停止為丹尼爾提供治療服務時，他們卻沒有提供丹尼爾另一個同等的機構以繼續他的ABA治療，而是在學期中將他安置於馬利維爾的特教班，中間沒有安排任何過渡時期」。
然而，該法官表示根據學區行政單位的自閉症專家所提供的證詞，他認為馬利維爾能勝任ABA治療的工作，並且依1982年最高法院的先例，判「國家沒有義務提供給每一個孩童金錢所能換得最好的公立或私立教育，同時也沒有責任去協助發揮一個學童最佳的潛能。唯一的義務是讓身心障礙的孩童可以在所安排的計劃得到教育性的收穫」。他完全沒有理會為甚麼學區行政單位會結束丹尼爾的居家治療計劃，也沒有對CSAAC對韋格納家的控訴做出任何裁示。這件案子目前還在上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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